模動世界

本文理論依據：《針灸學》你好，我是中醫人，文君然。我的文章，正獲得越來越多讀者的喜愛。有讀者說，我的訂閱號就像一部醫學的百科全書，用通俗的語言，傳遞平時看來深奧難懂的中醫學知識。這是溢美之詞。我做的，不過是把實用、安全、可靠的小方法分享出來，僅此而已。比如說現在，我就分享給你一個奇妙的小穴位。這個小穴位，特別擅長止牙痛，效果很好，但是道理卻很少有人說出來。因此，它至今依然是個謎。這個穴位，就是牙痛穴，也有人叫它“牙痛點”、“牙痛靈穴”。 打開UC瀏覽器 查看更多精彩圖片 它在哪里呢？在我們的手掌側，第三和第四兩掌指關節之間的位置。怎么刺激呢？有醫家的經驗表明，用針刺法，進針0.3到0.5寸，針尖朝斜上方。左側牙痛針左側，右側牙痛針右側，兩邊都疼就針兩側。如果手沒有針具，就用手指代替，用力地按壓，也能取效。這個辦法，較早的報道是在1966年的《江蘇中醫》雜志上，醫家為安徽中醫學院一位姓梁的杏林同仁。病案記載，當時，一個本學院的女生因牙痛求治，疼痛劇烈，舌紅苔黃，脈滑數，曾診斷為牙根周圍炎。當時，醫家用針刺牙痛點的方法，留針10分鐘，隨后牙痛解除。根據醫家體會，此法對任何一種牙痛都有效果。這個辦法，一度流傳甚廣。1966年《上海中醫藥雜志》，刊載醫家經驗，對此穴治牙痛的效果表示肯定。后來，1988年《四川中醫》雜志，也刊載朱氏同仁的經驗，認為此穴確實對治療牙痛有效。 打開UC瀏覽器 查看更多精彩圖片 這辦法，我也應用過。不過不是針刺，而是用手指用力按壓。我個人的體會是，如果力道夠大，刺激的時間夠長，就算起不到徹底治療作用，但是適度緩解痛感是完全沒問題的。這個穴位按下去，有明顯的酸痛感。長時間反復用力點壓，一般人恐怕還忍受不了。因此，往往需要醫家幫助進行。那么，刺激這個穴位能治牙疼，到底有什么道理啊？我本人翻閱了大量這方面的報道，沒有發現令人折服的理由，諸多醫家雖然確認此法有效，但對其機理研究甚少。所以對此，我只能是提出以下的一些猜測。 打開UC瀏覽器 查看更多精彩圖片 我們的手掌一側，有手三陰經循行，分別是手太陰肺經、手厥陰心包經、手少陰心經。牙痛點所在的位置，靠近手厥陰心包經，位于心包經和心經之間。可以想見，刺激此穴，能調心氣。中醫有一句話，叫做“諸痛瘡瘍，皆屬于心”。疼痛感，和心密切相關。疼從何來？要么是氣滯血瘀而痛，這就是不通則痛。要么是氣血不足而痛，這就是所謂不榮而痛。不通也好，不榮也好，皆和心直接相關。心主血脈的流通，心也主血的生成。故而，通過調心，就能調血，從而調治疼痛。這應該是牙痛穴緩解牙痛的主要機理。當然，我說過，這只是我個人見解，是一種猜測。但無論怎么說，這個緩解牙痛的小竅門，是切實存在，也是值得科普和推廣的。全文完。

■/ 文 | 鴻評論從10月中旬開始，我從北京出發，一路駕車途徑大運河沿岸的主要城市，主要圍繞杭州灣南北兩個方向進行考察，走了很多地方，參觀了不少博物館，感受良多。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我這次更加深刻體會了這個說法的有效性。實地去走一走，和只是讀書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這次考察的收獲極大，沿途中用自己的眼睛印證了書中的很多觀點，解答了讀書過程中遇到的很多疑惑。比如以前研究了很長一段時間的太湖形成過程，大概在6000年到7000年前，有一次大規模的“海進”，海水一直漲到了鎮江，然后海水逐漸后退，期間形成了一道圍繞太湖的沙崗——岡身。但是岡身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在什么位置？以前我一直搞不清楚它的具體位置和形狀。所以這次從蘇州駛往上海的途中，我就一路在找。在從蘇州開往崧澤文化遺址的路上，我突然發現前面有一道非常明顯的，目測在十幾米到二三十米的一個蝶形土坡。等到了上海歷史博物館再仔細去看岡身形成的過程，才能更形象直觀地理解長江挾帶泥沙形成岡身的具體演化過程。這一趟考察的主要目的，并非對具體的考古感興趣，不是為了研究而研究。所有歷史研究其實都是在研究當代史，要通過這些研究，找到一個地區背后的文化基因，來解釋現在，解釋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為什么跟其他地區的不一樣，搞清楚文化資本和現代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現在有很多地區，客觀條件貌似都一樣，但是其中一些經濟發展得很好，而有些就要差一些。比如南昌的位置跟武漢或者長沙基本上都算是長江中下游的城市，那為什么長沙就比南昌發展得好？再比如成都、重慶、長沙，這些城市現在變成了所謂的網紅城市，為什么年輕人特別喜歡在這些城市工作、生活？為什么彼此差距巨大？其實背后歸根到底都有文化因素在在起作用。要搞明白這些原理，就得有一套系統的方法論。比如我這一次考察的重點是，蘇南模式和浙江（寧紹溫臺）模式的歷史成因。這兩個地區隔著杭州灣，一南一北，北邊叫吳文化，南邊叫越文化。兩者演變出了風格迥異的經濟模式。蘇南模式有很大的集體性、規劃性，以工業園區模式為主導思路。而浙江模式，比較像經典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小政府大市場”，形成了所謂的“塊狀經濟”。兩種文化為什么催生了兩種不同的經濟發展路徑？我認為兩地背后的文化資本對地區進化路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文化資本”就是一個地區的歷史文化習俗所積淀出來的一種特殊的文化土壤。而“經濟資本”是在文化土壤之中孕育生長不斷壯大，受惠于當地的文化資本，同時也受制于這種文化資本，既給它好處，也帶給它制約。要考察這種影響是如何產生的，一定要追根溯源，找到“文化資本”最初的狀態——“文化基因”。比如雖然大家都是中國人，但是對同一件事的想法和反應，北方人和南方人、沿海人和內地人，往往差距很大。歷史教科書給我們留下的傳統觀念是，中國文化就是黃河中下游的華夏文明，而其他文明相對于華夏文明來說，是次一等的或者是邊緣化的。我們從小耳濡目染接受這種熏陶，留下了這樣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但是我通過系統性地研究南方的文化，覺得這種觀念至少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中華文明的形成絕不是以某一個地區為中心發展起來的，而是多元化的，由多元的地區中心共同形成的。如果我們要尋找中華文明起源的原點，我認為應該把時鐘設定在新石器時代的末期，即距今1萬年到4000、5000年前的這段時間，這關鍵的幾千年是孕育中華文明幾大中心的最重要時刻，我們要到那個時刻中去尋找構成中華文明的幾種地區文化各自的特點。那個時代的中國大地，至少分成三個重要的文化集團，呈三足鼎立的態勢。中原地帶以燦爛的仰韶文化為中心，位于現在的河南、陜西、山西一帶，可以說是華夏文明。另一個重要文明中心是楚文化，以湖南、湖北、四川東部為中心，非常有戰斗力和活力。此外，長江下游以良渚文化為核心的江南文化圈，再加上山東海岱文化圈，可以統稱為東夷集團。這三股勢力在這個時期彼此斗爭，彼此融合，相互影響。我認為幾個地區文明在發端的源頭，文化基因的初始狀態有著顯著的差異。是什么導致了這種差異？其實很簡單，是對水患的感知差異導致的。整個東夷集團，從山東到江南，跟中原文化最大區別是什么？就在于東夷集團遭受了嚴重的海侵。從更新世（亦稱為洪積世，從2,588,000年前到11,700年前）晚期以來，有三次“海進”然后“海退”。先是海平面大幅上漲，最嚴重的時候淹到了江蘇鎮江一帶，在蘇北淹到了淮安一線，在華北淹到了天津以西北京以東的地區。海進之后是海退，海水最遠退到了東海大陸架的邊上。把現在海平面以下155米的整個東海大陸架全部暴露出來，黃海、渤海全部變成平原，形成了三大平原：渤海平原、黃海平原、東海平原。中國的陸地面積向東擴展了600公里。在15000年前，當時的人類可以直接步行走到日本、臺灣和海南，因為他們當時都和跟亞洲大陸連在一起。設身處地地想象一下，東夷集團跟黃河長江中上游的人，他的心里意識最大的不同，就是對“滄海桑田”的感受。具體來說，這意味著自己古老的家園，在兩三代人的時間里會被海水所淹沒。他們對滄海滄桑的認識，是黃河與長江中上人游的人所難以理解的。東夷人對于海水大規模上漲的深刻印象，深深埋在他們文化基因中間。所以東夷集團的文化中間，不管是山東地區、蘇北地區，還是蘇南地區、浙江地區，統統都有一個共同的圖騰崇拜——鳥圖騰。因為對他們來說，鳥能在大海中間展示地上動物難以企及的自由。這種對鳥的崇拜已經刻印到了他們的文化基因之中。黃河與長江中上游的人，他們對于海水上漲對家園構成的危險，是不大容易理解的。而河流下游靠近海邊的人，他們對大海與洪水的威脅更加感同身受，我們看到全世界在上古時代，都有關于大洪水的傳說。蘇美爾、印度、埃及、中國，還有歐洲，各個古代文明都有關于大洪水的記載，對應的就是近萬年以來的三次重大的海進和海退。經歷過這些過程的先民們，就會留下傳說一代一代相傳，形成獨特的文化基因。而這種變化是黃河與長江中上游的人所沒有的。不同的文化經歷的遭遇是不一樣的，它們的文化基因從最初就不一樣。東夷集團對水的巨大威力和巨大危害，對滄海桑田所帶來的巨大變化，他們的適應力和感知力會更敏感。這是他們跟中西部其他地區非常不一樣的一個典型的文化基因。東夷集團不但與中西部的文化基因有巨大差別，在其內部也有所差異。比如海進淹到江蘇的鎮江、揚州一線之后，逐漸開始后退。現在的太湖當時還是個海灣，海退之后逐漸被圈閉起來，形成一個淡水湖，當時整個地區大量變成了沼澤地，先人們逐漸從地勢比較高的地區，跟著海退的節奏慢慢下到了低海拔地區，在今天的杭州蕭山地區建立了第一個灘頭陣地，并與距今7000年至8000年前，分成了兩支。一支走到杭州灣北部馬家浜，也就是現在的嘉興附近，還有一支到達了杭州灣南部的河姆渡，即現在的紹興、寧波一帶。兩種文化在杭州西部的良渚地區集大成，完成了文化的組合創新，形成了一種帶有強大的集權性質的政府。因為人們要治理水患，興建大型水利工程，所以必須要有統一的計劃與行動，這需要強力的政府干預，進而演化出了非常有規劃的城市建設、集體農場種植等等。他們如果不靠這種集體的力量，就沒有辦法生存，沒有辦法形成文明，這是后來吳國崛起的重要文化基因。再后來我們看到蘇杭在運河貿易中興盛，直到今天改革開放之后形成的蘇南模式，都有著共同的文化基因——“集體性”。蘇南模式最獨特的核心就是集體化，它是政府作為市場組織者進行強力干預的一種經濟。因此現在的蘇南地區，工業集中在工業園區里面，上海、蘇錫常等地，普遍體現出了類似當年良渚文化的高度集體化的一種文化特質，這是一種典型的文化基因。但是一路往南，到了蕭山，特別走到紹興之后，可以感覺到氣氛明顯就不一樣了。寧波、紹興一帶的文化基因是河姆渡文化，從一開始就跟良渚文化有非常大的差異。河姆渡文化的特點是自然環境更優越。它所處的7000年前的時代，氣溫較高，各種動植物資源非常豐富，考古發掘出來的人們食用的動物種類多達61種，遠超其他地區。這使得河姆渡人的生活條件非常優越。當氣候開始變冷，平均氣溫下降3到5度之后，其他文化被迫開始朝一個地區集中，發展出更復雜的社會協作體系來應對惡劣的氣候，使得各種不同文化基因進行組合創新。比如良渚地區的人在天氣變冷之后，被迫要進化出強大的種植經濟體系，被迫要改良發明更多更高效的工具。而此時河姆渡人的生產環境任然較好，他們可以從容地選擇各種食物，繼續原先的采集狩獵生活。河姆渡人雖然已經掌握了水稻技術，但是并沒有大規模耕種，原因就是從能量效率來看，采集狩獵比種植更劃算。它跟良渚文化最大的區別就是，河姆渡沒有進化的壓力，所以它沒有走向進化的方向。河姆渡文化的特質是自由隨意，中央政府或者集體組織并不強力。這導致了后來在浙江的南部地區，出現了一種完全不同于錢塘江以北那種高度集權的狀況，從河姆渡文化一直到現在，當地都是“小政府大社會”，自由競爭的體系。這種文化基因從河姆渡時代延續至今，政府作為市場的組織者，發揮的作用比較弱，而這些氏族長老或者叫地方鄉紳們，對市場的組織作用要大于政府。當年是地方鄉紳們，現在是各地的企業家，由他們來主導，自由發揮。所以現在浙江東南部地區出現的是“塊狀經濟”，主張徹底的自由經濟，他們搞的是專業鎮，一村一品，政府只是給大家提供服務，很少插手規劃，所有地方事務都由當地的勢力來主導完成，自由進化出來一種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模式，這是浙東文化的一個非常典型的特色。那么蘇南和浙東這兩種經濟模式孰優孰劣呢？從做大事的角度來說，蘇南模式更強，因為它有強大的組織性。從良渚文化那個時代就可以看出來，它的優點是能集中力量辦大事。但是從競爭活力、應對市場變化的能力來看，浙江的塊狀經濟模式表現得更出色。他們從來都是在市場中自己找飯吃，不依靠政府，也不依靠其他任何人，就靠自己。所以在市場大變化的時代，它的進化是有優勢的。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重大的技術突破，大家都停留在工業時代或者信息時代，那么蘇南模式更強，團結起來做大事的能力更強，統一規劃的效率更高。但是在大變革時代，在技術飛躍的的時代，浙江模式具有著一飛沖天的實力。它能夠敏銳地感知到變化與機會，一旦是抓住一次機遇，在蘇南地區還沒反應過來的時候，它就能夠一鳴驚人。有了這套分析的基礎框架，我們就能夠系統地去分析其他地區。比如珠江三角洲西岸和東岸的文化，客家文化和廣府文化是怎么影響地區發展的？為什么深圳、東莞的發展模式，和廣州、佛山、中山的模式不一樣？為什么武漢、長沙、南昌會有各自不同的發展模式？西安為什么現在又現在重新崛起了？背后其實都有文化基因的作用。找到一個地方的文化基因，就能解釋現在這個地區經濟發展的潛力。未來我們還將更加全面、系統性地梳理每個城市的文化歷史積淀，找出原始的文化基因，把發展脈絡理順，把發展潛力如何搞清楚，這對于中國社會和我們所有同學，都有著相當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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